我叫王元维，是西安交通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。我于2025年9月28日签下遗体捐献志愿书，成为西安交通大学遗体捐献中心今年第158名志愿者，手中的笔仿佛承载着千斤分量——那不是一份简单的文件，而是我对医学理想的承诺，更是对“无私奉献”四个字最郑重的践行。

　　我的医学梦，始于小学课本里那篇《纪念白求恩》。当老师读到“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，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”时，我眼前仿佛浮现出他在敌后战场简陋的手术室里，争分夺秒为伤员做手术的身影。那时的我还不懂“国际主义精神”的深刻内涵，却真切地被一种力量震撼：原来有人可以为了陌生人的生命与福祉，跨越山海、舍弃一切。也是从那时起，“成为一名好医生”的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——我渴望像白求恩先生那样，用医术驱散病痛，用行动传递温暖。高考填报志愿时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在第一志愿栏郑重写下“临床医学”，朝着梦想一步步靠近。

　　真正让我萌生遗体捐献的想法，是大学第一次系统解剖实验课。走进解剖实验室的那天，空气里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，解剖台上整齐摆放着人体骨学标本。老师指着那些形态清晰的骨骼，轻声告诉我们：“这些标本，都来自遗体捐献者，我们尊称他们为‘大体老师’。”那一刻，实验室里原本细碎的讨论声瞬间消失，我望着玻璃展柜里的标本，突然读懂了“无声教诲”这四个字的重量。课本上的解剖图再细致，终究是平面的线条；老师的讲解再详尽，也难完全传递人体结构的立体精妙。我忽然想起之前在医院见习时，外科老师说过的那些话：“现在我们能做到微创手术如此成熟，背后是无数‘大体老师’的奉献——正是他们的无声教诲，让我们在练习中摸清了每一条血管的走向，在摸索中掌握了避开神经的技巧，才能在手术台上少一分失误，让患者少一分痛苦。”那天的实验课结束后，我在实验室门口站了很久。他们或许也曾有过对生命的眷恋、对未来的不舍，但最终都选择冲破传统观念，把自己最后的力量留给祖国医学事业。

　　遗体捐献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的意义——这个念头，像一颗星火，在我心里渐渐燎原。从小听家里长辈说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，传统观念里“完整入土”的想法，像一层薄薄的纱，轻轻裹着我的心。我曾在深夜里反复琢磨：签下志愿书，是不是对“生命完整性”的一种“辜负”？我明白，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肉体是否“完整留存”，而在于是否为社会发展、为他人幸福创造了意义。生命的“完整”从不是肉体的“无损”，而是存在的“有意义”，就像那些“大体老师”，他们的肉体虽已逝去，却在无数医学生的成长、无数患者的康复中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意义。我试着先和妈妈提起这件事，她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：“你还这么小，怎么就想着这些？妈舍不得。”我没有急着说服她，而是拉着她一起看了学校遗体捐献中心视频里的纪录影像：画面里，“大体老师”的家属们捧着纪念证书，轻声说“他生前就想为医学做些事，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”。看着看着，妈妈的眼泪慢慢停了，她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妈懂了，你是想做有意义的事，妈支持你。”后来，我又和家里其他长辈一一沟通，把我在课堂上的感悟、在医院看到的故事讲给他们听——原来，当真诚地分享内心的想法时，“不理解”会慢慢变成“尊重”，“担心”会渐渐化为“支持”。

　　当我走进学校遗体捐献中心时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志愿书上，每一个字都格外清晰。流程很规范，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十分郑重，有充分的知情注意，录完寄语视频，我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后，徐自力老师为我颁发志愿者证书，我仿佛完成了一场与自己、与医学理想的对话。走出中心的那一刻，风轻轻吹过校园里的梧桐树，我想起第一次在解剖课上对“大体老师”的默默致敬，想起儿时读《纪念白求恩》时的满心向往——原来，所有的铺垫，都是为了此刻的坚定。

　　现在的我，依然会在解剖课上认真观察“大体老师”的结构，在笔记本上仔细记录每一个知识点；依然会在和同学聊起未来时，坚定地说“我想做一名能为患者着想的医生，也想做一名能为医学铺路的‘大体老师’”。我知道，遗体捐献这条路或许依然会有不被理解的声音，但我更相信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：那些“大体老师”不是冰冷的标本，而是用生命照亮医学之路的先驱者；遗体捐献也不是“牺牲”，而是一份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礼物。

　　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带着这份初心，在医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——既要学好专业知识，用医术守护生命；也要坚守这份承诺，用自己的方式，为医学事业、为更多人的健康，尽一份绵薄之力。因为我始终记得，小学时读到的那句话：“一个人能力有大小，但只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而我，正努力成为这样的人。